在1998年的那轮政府改革一次性撤销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后，朱镕基总理任内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并奠定了其后1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然而，在2008年后的中央经济刺激政策下，国企改革不仅止步不前，反而凭借垄断地位以及在土地和资金方面的政策优势攻城略地，“国退民进”的抱怨持续至今。

　　在接受本报采访的学者看来，垄断行业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最难的部分，但如果不跨出这一步，也就不可能彻底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资源性产品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然而这一行业的价格改革至今并未完成。政府仍牢牢掌控着水、电、油气、煤等基础性资源产品定价，并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时的谈判筹码。因此，这也成为未来政府职能转变中必须攻克的“山头”。

　　中国的金融体制被诟病已久，但因其改革风险巨大，一直被拖延。随着今年夏天贷款利率市场化政策的出台，上海自贸区计划在汇率市场化、人民资本项下可兑换、放宽民资进入金融业，金融改革被寄予厚望。

　　至于地方融资平台，是中国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建设型政府、深度介入市场的典型形式，而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目标即是推动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只要管住了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再想怎么大干快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也就理性了。”宋世明说。

　　此外，土地、投资审批、产能指标管理，也被视为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而除了政府应进一步从一些经济事务中退出，政府职能转变也要求政府在一些领域负起监管职责，并从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

　　在厘清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李强认为，首先政府应从一些社会事务中退出；其次，应培育社会组织成长。

　　因为，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在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的成长。否则，政府职能没有办法转出去——社会中没有承接者，这就很难实现政府机构改革的既定目标。而这又与事业单位的配套改革和社会组织的培育密切相关。

　　李强说，政府一定要非常清晰，哪些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哪些不是。“不仅是中央，而且省、市、县，甚至一个小小的街道办，都应该明确，哪些事是应该管的，哪些是不应该管的”。

　　不应只是“政府改革”

　　“政府这个词，我曾经专门做过研究，其含义在中国从1980年代到现在有变化：80年代人们将所有公权力机关——党、政、人大、政协、司法机关都视为政府，但现在政府只是狭义的指行政部门。”李强说。

　　因此要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紧靠“政府改革”——行政部门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远远不够，而必须扩展至厘清整体公权力机构——执政党、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与市场的关系。

（编辑：SN094）